“巨额投入背后,中国数据企业出海东南亚的真实盈利逻辑
在上一篇《中国在东南亚的一场3000亿美元大数据暗战》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科技企业出海东南亚的重心,正在从消费级流量扩张,逐步延伸到数据基础设施与企业数字化能力的输出。长期以来,业界对该区域数字经济的估值基准,都建立在由本地网民撑起的“3000亿美元消费大盘”之上。
然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推高了算力需求,全球资本与技术正加速向东南亚等新兴市场集中,该地区逐渐成为数据基础设施与算力布局的重要落点。
全球趋势与本地基本面的错位,使得当下的东南亚市场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一方面,以阿里云、华为云为代表的头部企业持续加大投入,抢占算力与基础设施节点;而另一方面,大量本地中小科技企业则在长期消费增速放缓带来资本退潮的环境中承压运行。正如Google、Temasek与Bain的报告所揭示,在当前阶段,中小企业更多面临融资收紧带来的经营压力。
来源:Google、Temasek、Bain
这种错位,正在直接影响中国数据企业的出海逻辑。从本地基本面来看,东南亚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增量市场,而是一个必须精确权衡成本与收益的复杂环境,收入结构、隐性成本与现金流健康度,成为决定业务能否持续的关键。
不过,如果仅仅从常规的“收入与成本”来算账,或者仅仅盯着这 3000 亿美元的本地消费预期,依然无法解释巨头们这场庞大投入的合理性。在这笔账之外,真正的变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只有把这笔账算清楚,并看清账外的逻辑,才能回答一个更核心的问题:东南亚的钱,到底好不好赚?
收入账:钱从哪里来,又被谁赚到了
中国数据企业能否在东南亚获得收入,首先取决于当地企业的技术支出意愿。从整体来看,这一需求正在上升。根据IDC的调研,东南亚多国市场对中国技术供应商的投入均有提升,其中新加坡尤为明显,约有67%的受访企业表示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增加相关支出,越南也有约一半企业做出了类似选择。
来源:IDC
需求的变化,也对应着供给侧的结构分化。正如我们在上一篇所提到的,为了承接新增的数据基建预算,中国数据企业正深度参与东南亚的升级浪潮。市场中逐渐演化出底层的“修路者”、中层的“造车者”和顶层的“应用者”三种不同的战略阵型。不同位置,决定了不同的赚钱方式。
承接底层基建,大单驱动的高毛利与长周期
头部云服务商的商业逻辑相对清晰:通过政务、金融以及产业等场景切入,叠加数据中心与本地合规架构能力,向当地政府与大型企业提供底层算力与存储服务,从而直接承接数字化转型预算。
这一模式下,阿里云、华为云、腾讯云构成了中国云厂商在东南亚的典型样本,不过三者的布局路径各有侧重。
阿里云打法偏向“本地基础设施+行业深耕”。持续扩展当地数据中心的同时,向金融、制造与消费等多个行业延伸,其客户已覆盖Sea、AirAsia、Tiki、Bank BTN等区域头部企业,成为东南亚头部基础设施提供方之一;
华为云的路径则偏向政企市场,在泰国,其深度参与国家级政务云建设,相关项目已覆盖数百个政府部门与数千套业务系统;在印尼,其云服务也持续在关键行业落地。据Gartner2024年的数据,华为云在泰国IaaS的市场份额已位居第二。
腾讯云的策略更偏向“互联网能力外溢”,在印尼,切入数字银行、交易处理与eKYC等场景,代表性客户包括BNC银行和Allo Bank;在泰国,则与CP AXTRA展开合作,推进零售业务数字化;腾讯云还赋能美团、美的、泡泡玛特、杨国福等中国企业出海。
腾讯云广告在新加坡樟宜机场,来源:腾讯云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中国云厂商在印尼头部互联网平台GoTo的云迁移项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即时出行与配送业务Gojek迁移至腾讯云,涉及上千个微服务架构,被视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迁云实践之一;而金融服务板块及数字钱包GoPay,则部署在阿里云上,支撑千万级用户的交易体系。
无论是泰国的国家级政务云,还是印尼头部平台的底层系统重构,本质上都是重销售、重政商关系的大项目生意,至少千万级美元级别,一旦落地,客户迁移成本高、粘性强,也为后续增值服务提供空间;但另一面同样明显,项目牵涉面广、决策链路复杂,销售周期长、回款慢,对资金与组织能力要求极高,中小出海企业往往难以承接。
建设数据中心,重资产投入换取稳定现金流
AI模型训练与数据处理需求迎来了大爆发。这直接催生了底层物理机房租赁市场的繁荣。根据Omdia预测,未来三年内,东南亚将成为全球新建数据中心容量(以MW计算)排名第三的地区,仅次于北美和西欧。
除云厂商自建IDC外,DayOne、Bridge Data Centres等第三方数据中心运营商,也在这一市场中快速扩张,它们在马来西亚柔佛、印尼巴淡岛等区域建设了庞大的数据中心园区。这些企业核心收入主要来自向云厂商、互联网平台以及AI公司提供的机房托管与运维服务。
这类模式的特点是收入非常稳定。客户通常会签订多年期租约,使得收入具有较强的可预测性,毛利亦相对可控;但与此同时,前期投入同样巨大,数据中心建设、土地、电力与设备都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对企业的融资能力与项目管理都提出了很高要求。
Dayone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数据中心,来源:Dayone
借力分销网络,以利润换规模的轻资产扩张
东南亚横跨多个国家,市场环境相对分散。对于大数据厂商而言,自建本地销售与服务团队的成本很高,因此,借助区域分销体系成为一种常见选择。通过与本地大型IT分销商合作,中国出海企业可以快速进入市场,触达中腰部客户群体。
伟仕佳杰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在东南亚ICT需求增长与中国数据企业出海的双重推动下,伟仕佳杰承担起“连接器”的角色,将中国厂商与本地市场打通,其通过本地化运营与新兴业务拓展,在区域市场持续放量。公开资料显示,2025年其东南亚业务利润同比增长约20%,其中AI相关业务增速更高,成为主要增长来源。
来源:伟仕佳杰官网
这一模式的本质,是以利润换规模。原厂将获客与市场试错成本前置给渠道体系,从而实现快速覆盖,但代价同样明显,多级分销带来层层分润,会摊薄利润空间。
深入核心业务,核心架构的重构与重度交付
另一类企业则选择深入本地金融、电信等高价值行业。如今上云与AI的发展正在催生新的企业需求,这不再是简单的存储与算力扩容,而是要求出海企业深入客户核心系统,对传统架构进行改造甚至替换,从而换取更高的项目价值。
我们看到这类出海企业,像AI基础设施提供商九章云极与印尼电信体系伙伴深度合作,并向马来西亚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拓展,输出智算操作系统与数据平台能力;植根于新加坡的ADVANCE.AI则深耕金融核心场景,针对印尼等国征信体系不完善、风控需求快速上升的情况,围绕eKYC与合规能力,为Allo Bank等本地金融机构提供服务。
这种模式的本质,是技术与交付双驱动的重度服务:客单价高、替换壁垒高、客户粘性强,但高度依赖本地团队的定制开发与驻场能力。
成本账:吞噬毛利与现金流的三大“重度支出”
很多企业在东南亚的营收规模确实在增长。但是,为何实际交付的毛利率却往往远低于国内预期?从“数据时代”跨越到“AI时代”,中国企业的成本结构正在发生剧变。
首先,算力与基础设施投入,已成为当今最重要的成本变量。随着AI大模型需求增长,出海的底层逻辑正从“卖软件”转向“算力与算法并行”,企业不得不持续加大重资产投入,中国出海头部企业的资本开支动辄数十亿美元,正迅速抬高行业门槛。
问题不只在于投入本身,更在于谁来分摊成本。东南亚终端客户付费能力有限,难以支撑高强度的算力消耗。一边是不断攀升的基础设施投入,另一边是难以消化成本的客户体量,算力成本正在挤压那些“有技术、缺规模”的中小企业生存空间。
其次,数据合规与本地化部署,正在成为另一项刚性成本。随着东南亚各国监管趋严,数据跨境与本地存储的要求不断明确。以越南《个人数据保护法》为例,对数据出境提出了更严格的审查机制,印尼也在持续细化本地化存储边界。
2025年,因未能完整提交直播流量与变现数据,TikTok在印尼的业务一度受到影响;在泰国,监管机构PDPC对违规案件开出最高达700万泰铢的罚单。对中国出海企业而言,合规已不再只是进入门槛,而成为一项需要持续投入的运营成本。
再次,天价交付成本与跨国组织内耗同样容易拖垮利润。由于东南亚缺乏统一的IT标准和商业环境,一套数据中台或BI系统落地,往往需要大量本地适配与系统对接,原本标准化的SaaS很容易变成重度定制项目,交付周期拉长,回款速度变慢;与此同时,跨国团队架构中,协作成本居高不下,而中外厂商竞争与中国企业之间的价格内卷,又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
东南亚智能数字经济不同阶段行动计划,来源:Google、Temasek、Bain
东南亚的算力、合规与交付成本层层叠加,正在重塑出海企业的盈利逻辑。不少企业只顾短期获客与GMV增长,却忽视了监管、生态等长期战略投入,结果要么被算力拖垮,要么被监管所累。最终,许多项目看似赚钱,实际上并不赚。
新机遇:收入与成本之外
全球资本正在重新定义东南亚的角色。以美国云巨头微软、谷歌、亚马逊为例,它们正把东南亚从数字经济的消费市场,进一步推向全球算力与 AI 基础设施的承载地:微软在柔佛推进新的云区域,覆盖本地之外更广泛的区域工作负载;谷歌则在新加坡持续加码数据中心与云区域建设,将其打造为面向亚洲企业的 AI 与云能力枢纽。据《经济学人》援引的市场数据,亚马逊和微软已合计占据东南亚云基础设施市场约六成份额。
其他国家的资本同样加速涌入:日本 KDDI 旗下 Telehouse 在泰国持续扩建数据中心,强化东盟与全球数字网络的连接;韩国 LG CNS 在雅加达推进一座可扩展至 220MW 的 AI 数据中心,面向亚洲客户提供算力;阿联酋 G42 则在越南参与建设 AI 与云基础设施项目,计划在多个数据中心节点提供面向更广泛市场的算力服务。
与此同时,产业链的其他环节也在向东南亚延伸。中国数据服务商海天瑞声已在东南亚整合千人规模的数据标注基地,并在去年贡献了千万级美元收入。该公司明确表示,这一布局主要用于“承接中国一线科技公司的出海业务”,据悉,该公司计划到今年底,在东南亚再增加300-500人,进一步扩建自主可控的数据基地。
这些动向共同指向一个变化:东南亚不再只是消费市场,也正在成为算力与数据生产的重要节点,其核心需求方已不限于本地企业,包括中国出海企业在内的全球科技公司,也是主要的买方。算力投入固然高昂,但已无需等待本地市场慢慢消化。
至此,中国数据企业出海东南亚的商业谜团被彻底解开。今天的东南亚,正在承载多方叠加的算力与数据需求,这也解释了为何其数据中心迅速跃升,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增长区域之一。那些矗立在马来西亚柔佛和印尼巴淡岛的庞大机房,运转的不只是当地的电子钱包与外卖订单,而是面向全球流动的AI算力与模型训练需求。
回望这本复杂的跨国账册,出海东南亚,已不再是简单的软件输出,而是一场全球科技企业与当地市场共同参与的数据基建链路重构:它门槛更高、合规更复杂、成本更重,但也在重塑新的产业分工。对中国企业而言,这里短期内未必是理想的利润中心,却能成为影响长期布局的关键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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